城市化只是手段而不是幸福本身

电影《让子弹飞》里有一句台词，城市说：“步子大了，手段容易扯着蛋。幸福”从前的本身“大跃进”和现在的高铁都是惨痛的教训，高尔夫球场亦然，城市“无食不毒”更是手段恐怖，突兀而至的幸福几万亿投资则不啻物价的“翅膀”。说到城市与乡村，本身自然也是城市同理。主观能动性不能藐视和超越客观规律，手段否则惩罚的幸福鞭子迟早会落下。正如G D P对环境的本身恣意戕害，到头来，城市可能拿出全部利润都补偿不了大地母亲，手段这表明惩罚的幸福严厉程度远超过某些人的想象。

先贤提出过“有渐无顿”的历史观，就是说步子可以小一点，但是“不怕慢就怕站”，同时也忌讳“缺口式”飞跃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，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.92%到2010年的约50%，平均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。从1999年的30.89%到2000年的36.22%，从2009年的46 .59%到2010年约50%，都属于不正常的急剧变动。这就带来一个疑问，即表面上看是质变了，却缺乏城市要素量变的积累，这样的城市化是否有益于民众?

城市化率的跃升主要依赖土地的扩张，其推力主要来自“有形之手”，多有拔苗助长的成分在其中。从遍及各地的“城市半径”大延伸，无处不在的大拆大建，就能看出不怎么“水到渠成”的痕迹。这样的做法往往并不惠及民众，一方面城市居民得不到市场化补偿，另一方面城市无度扩张导致产业畸形集中，曾经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式微，乡村民众不得不“乾坤大挪移”，才能应对举国同步上升的生活成本，而“尊严”和“体面”好像还是“水中月”。单说每年上演的惨不忍睹的“春运大戏”，可知如此就业生态与幸福相去甚远。

由于“文革”十年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创，希望“步子再大一点”，“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”，这可以理解，但是也要辩证看待。经过早期持续的经济体制改革，“恢复性”增长潜力挖掘殆尽，而今需要从税收负担和行政效能等方面，再来一次“松绑”，从而抬升国家的“增长潜力曲线”。民企是消化就业压力的决定性力量，国企和民企的“政策鸿沟”亟待消除。还要看到，尽管某些阶段会出现“招工难”，但是总体上人口众多还是基本国情，除了大力推进机械化和自动化，也要积极鼓励具备经济合理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。

至少从当下中国的实际来看，城市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。湖南一岁八个月大的留守女童梦茹，因44岁的奶奶突然暴亡，在奶奶身边苦撑七日，身上爬满蛆虫，才被从长沙赶回的父母发现。眼下小梦正在度过危险期，当地官方也给予了关照，这让我们泪奔，同时也要深思，是什么造成了这一悲剧?大量“空心”村庄的存在，表明产业布局背离国情。种地难以致富，但是工业化也不等于城市化。鉴于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普及，应当在比较利益原则之下，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地方工业，缩小城乡鸿沟，让就业与天伦不再割裂。

如果把城市和乡村比做中国的两条腿，则期待差距小一些，免得节奏失调“扯着蛋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