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把人杀了就有人管”的悲怆与讽喻

　　曾在网络引起广泛关注的把人湖北宣恩县街头杀警案，近日由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：被告人吴西华因犯故意杀人罪，人管被判处死刑，怆讽缓期两年执行，把人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人管并附带民事赔偿16025元。怆讽吴西华因不服一审判决，把人目前已向湖北省高院提出上诉。人管（5月30日《南方都市报》）

　　杀人偿命，怆讽欠债还钱。把人不管是人管蓄谋杀人，还是怆讽临时起意，都无法回避吴西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把人犯罪事实，受到法律严惩实属罪有应得。人管然而，怆讽当我们回头审视整起案件，不得不承认杜平这个“可怜之人”却有万般可恨之处。正像吴西华自述的那样：如果他们不打我，我也不会杀人——明明是一起轻微的交通碰撞事故，要是杜平能够积极履行警察义务，维护秩序，何至于引发仇杀血案？殴打公民，“还用脚踩我的脸”，谁给了人民警察随意施展暴力的特权？

　　当然，个别“害群之马”作恶，如果体制本身有足够的纠偏能力，同样不至于引发如此悲剧。遗憾的是，尽管吴西华多次到派出所寻求解决，但未得到及时处理，甚至还让他自己先出钱治疗，以致其萌生了“我被人打了没得人管，我把人杀了就有人管了”的极端念头。这是何等的悲怆与讽喻？一个“群众公认的老实人”，要不是蒙受了莫大的委屈，要不是正常的申诉渠道大门紧闭，何至于逼得他铤而走险，选择玉石俱焚的极端方式与“仇人”同归于尽？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公安机关处置不力是作案因素之一”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。

　　提出了“底层沦陷”概念的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，在生存生态不断恶化的情况下，缺乏资源改善生存状态的底层会出现沦陷和堕落。不过在我看来，造成这种“底层沦陷”的原因，除了自然经济领域的，更有包括社会政治层面的深层因素——不要抱怨群众对基层干部“存在普遍误读、误解甚至丑化”，而是请先反思自己是否因拥有权力而变得骄横跋扈？也不要埋怨社会戾气漫布，“暴徒”动辄就拔刀相向，如果“合法”渠道畅通自如、制度保障强而有力，丛生的怨气会因无处排解而积压成戾气，并挟持着受侮辱受损害者成为“拜暴力教”的信众？

　　所以说，作为个体，杜平生命的逝去无疑令人扼腕叹息，但作为一种畸形权力的象征，“杜平”所代表的恶却不会因某个具体肉身的消亡而被世人所原谅、遗忘，不受节制的权力暴行所造成的创伤，将永远烙在这个社会的肌理里，久久难以平复。因此，相比关注吴西华的个体命运，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，如何防止弱者在有冤无处申的无助情况下，“抽刀向更强者”？

　　换言之，如果酿成“宣恩街头杀警案”的现实土壤得不到有效改良，那么“我把人杀了就有人管”的悲怆逻辑势必依旧萦绕人心，整个社会则不得不因无妄的暴力而继续忍受“一次失去两个公民”的痛楚，这样的代价，显然太沉重了些！（文/王垚烽）